在跟踪观察大熊猫低山取食竹笋时，胡锦矗与遇见的亚成体大熊猫合影 黄燕供图

2月16日，世界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大熊猫生态生物学奠基人胡锦矗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这是大熊猫保护学界的重大损失，令全世界大熊猫保护工作者无不深感惋惜和悲痛。为纪念胡锦矗先生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创造的不朽功绩，激励广大“熊猫人”沿着他的足迹勇毅前行，我们采访了当年和胡锦矗先生共同追踪大熊猫的“熊猫人”，以回忆重现的形式，表达对老先生的不舍和哀思。

胡锦矗和大熊猫结缘，始于1974年第一次全国大熊猫调查，那是他第一次进入卧龙自然保护区，跟踪调查当时世人眼中极为神秘的大熊猫。1978年，已经结束调查工作的他不舍就此放弃大熊猫保护研究，又回到了卧龙，全方位开启他的大熊猫保护研究生涯。自此，大熊猫保护研究史册上留下了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外科研人员在“五一棚”交流 杨建供图

“五一棚”的故事

“记得胡老师说，我们需要找一处大熊猫多、没有泥石流、水源又充足的地方建大熊猫野外生态观测站。虽然过了好几十年，这句话我印象还十分深刻。”回忆起胡锦矗为建立世界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测站选址时的情景，已是耄耋之年的田致祥娓娓道来。田致祥是原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1978年3月，卧龙自然保护区境内的牛头山，白雪还未消融。海拔2500多米的冷箭竹和拐棍竹交接处，一群穿着军绿胶鞋、背着锅碗瓢盆的人寻到一块开阔而临近水源的地方安营扎寨。他们用几根木桩支起一个棚子，并很快挖出了从水源到营地的51步台阶，取名“五一棚”。田致祥也就此跟着胡锦矗穿梭在密林里观察和追踪大熊猫，成为一名“熊猫人”。

队员们每天出门带把弯刀，在浓密的竹林里砍出几条大熊猫调查样线。胡锦矗就带着大伙儿沿着样线追踪大熊猫活动痕迹，找大熊猫粪便、数大熊猫咬过的竹子，教他们辨认和记录一切和大熊猫有关的生物学知识。田致祥偶尔下山为大家筹备口粮，回家看一眼就急匆匆回营地了。“胡老师他们就更难回家了，几乎不下山。”全年无休，他们就这样坚持了6年之久。

一个冬季，大雪连续下了两天，营地来了一只大熊猫。“它在营区巡视一圈，开始讨吃的，吃完就在门口半坐半卧，把前掌放在圆滚滚的肚皮上，很是悠然自得。”“它经常不请自来在营地外‘视察’，一点也不怕人，我们给它取名‘贝贝’。后来‘贝贝’越来越大胆，第一次登堂入室的时候，把我们6个人吓得‘鸡飞狗跳’，它好奇心特别重，拿鼻子到处碰，爬上床玩，对着墙上的奖状端详，后来它干脆就在棚子里睡着了，鼾声更是震耳。”田致祥激动地边说边比划。

“贝贝”是一只主动亲近人的野生成年大熊猫，在营地待了半年，俨然成了营地“宠儿”。“胡老师告诉我们，虽然能近距离观察大熊猫，但它属于野外，需要重拾野性，我们只得把它驱赶到山脊的另一头，经过3次才成功。”田致祥说。

他们用长达8年时间，在35平方公里区域内，建立了7条观测线路，也是迄今为止野外观察追踪大熊猫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科考，积累了丰富的野生大熊猫种群状况及生境资料，首次系统地对大熊猫生态学、行为学、繁殖学等进行了基础性研究。

1985年，胡锦矗编写的首部关于野生大熊猫生态研究的学术专著——《卧龙的大熊猫》出版，首次揭秘了大熊猫在密林里的“隐士”生活，引起世界动物保护学界的极大关注，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最具权威的大熊猫保护科研基础性资料。

中外首次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交流，胡锦矗带外国专家到卧龙巴郎山参观考察 杨建供图

一批大熊猫科学家的诞生

随着观测站的工作走上正轨，一批批大学生陆续来到“五一棚”。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成为中外科研人员向往的“科研圣地”。当年流传着一句名言：只有到过“五一棚”，才能真正领悟大熊猫保护的真谛。

1983年，刚从川大毕业的张和民来到“五一棚”，开启了一生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事业。张和民是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胡锦矗带他在林子里观察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他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是水鹿的脚印，这个是扭角羚的粪便，这个是大熊猫吃过食物的痕迹。”“胡老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野外工作者，佩服他60多岁了还要经常上观测站。他说上山就要慢慢地走，让能量慢慢地释放，这样到达山顶就不会觉得累。”

胡锦矗吃苦耐劳、科学严谨的专业精神，影响了张和民等一大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接过保护旗帜，张和民成长为大熊猫研究领域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也曾任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的他，带领“熊猫人”团队率先攻克了圈养大熊猫繁殖领域“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的世界性难题，为大熊猫保护科研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兽医出身的汤纯香心中的胡锦矗是这样的：“他是知识的宝库，一生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他是大熊猫科研的领路人，总是毫无保留地带给我们工作生活的经验启示……”

汤纯香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1981年初，刚毕业的汤纯香被分配到卧龙英雄沟饲养场，从事大熊猫饲养繁育管理。“胡老师一直都待在野外，从‘五一棚’到英雄沟有10小时的脚程，我们为野生大熊猫体检时才能见着他。当时繁育工作刚开展不久，我们对大熊猫的生态行为方面不熟悉，经常请教经验丰富的胡老师。”

汤纯香十分敬佩胡锦矗能长时间待在野外工作的精神。直到1983年竹子开花，汤纯香奉命去野外救助野生大熊猫，才真切感受到野外工作不一般的苦。而胡锦矗早在这年春天就背起行囊走出卧龙，带着一个小分队穿过成都平原，走遍邛崃山、岷山和凉山，摸排竹子开花的情况，希望摆脱那场让大熊猫忍饥挨饿的“浩劫”。

胡锦矗正用杆秤给熊猫粪便称重 WWF供图

汤纯香回忆，胡锦矗曾这样描述野外工作的场景，“最冷的时候有零下十几摄氏度，当时大熊猫从竹林穿过去形成一条隧道，上面覆盖着雪，我们就佝着身子走。我们的衣服，经常是里面的被汗水湿透，外面的汗水结成了冰，硬邦邦的，像穿了一身盔甲。实在冷得受不了才停止调查。”

1986年夏，刚分配来的3个大学生爬上“五一棚”，胡锦矗为他们上了野外监测的“第一课”。黄炎是3个大学生之一，面对大师的指导，他们崇敬之余，有些许拘谨地跟着他听了一路。

黄炎回忆：“胡老师当时带我们找到一些大熊猫的新鲜粪便，拿起一坨就靠近鼻子闻起来，他两眼放光，示意我们也闻闻，说这是清香味的，我心里边打鼓边感叹，真爱啊！连粪便都觉得是香的。”

今时再谈起自己科研生涯的“第一课”，黄炎止不住有些伤感。黄炎现在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科技处处长，已成长为大熊猫专家的他，正如胡锦矗当年一样，把对大熊猫的热爱刻进了骨子里。

“8月是卧龙的雨季，年近60岁的胡老师和我们一样，每次从山上下来都是全身湿漉漉的，大家脱了衣服围着火炉烤。冬季的话，有零下十几摄氏度，我们依然沿袭着以前的72小时不间断监测工作制。”黄炎说，已功成名就的胡锦矗在野外跟大家的待遇并没有什么两样。

“根据粪便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状况，是胡老师发明的‘胡氏方法’。他做科学研究很严谨，要求我们提取每份粪便中的竹节残留物不低于30根，这样才能减少计算的误差。”黄炎介绍，胡先生发明的咬节法可以用来帮助区分大熊猫，再结合其他方法能确定大熊猫的数量、种群年龄结构、活动范围及节律。这个方法调查出了全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也一直沿用至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

胡锦矗趴在雪地上手绘动物脚印 黄燕供图

燃尽余生传授后人

结束大熊猫野外追踪后，年过六旬的胡锦矗选择回到自己的学校——西华师范大学执教，他想用余生教书育人、做好研究，把毕生练就的研究大熊猫的本领传授给更多的人。

2000年，新建的中国卧龙大熊猫博物馆成为当时最大的单一物种博物馆。在此之前，承担展陈建设的杨建，多次到南充请教当时已经71岁的胡锦矗，因为同在“五一棚”跟踪监测过野生大熊猫，两人相谈甚欢。

杨建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外监测处处长，他回忆说，“胡老在大熊猫文化研究上造诣颇深，我们聊了很多，我才知道老人家虽然离开了一线，但还一直参与和关注大熊猫保护研究的每一次进步。”得知卧龙要建博物馆，胡锦矗特别高兴，非拉着杨建下馆子，还坚持买单。杨建说，“胡老将手里积累了大半生的资料，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看着一张张照片，他如数家珍。一份份手稿，是坚守野外得来的回报。一个个老物件，见证的是那段燃烧的峥嵘岁月。”而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料，支撑了多个大熊猫博物馆的诞生。

张明春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野外生态研究室负责人，也曾是胡锦矗的学生，他犹记得胡老师的每一堂课因为滔滔不绝的讲解和生动的案例而忘记下课时间，而同学们也意犹未尽地久久不愿意离开教室。

博士毕业后，张明春听从胡锦矗的鼓励去卧龙，“那边有好多野生大熊猫，工作好做。你身体好，可以多跑跑。熊猫身上好多生物学上的难题，还可以用熊猫中心的圈养熊猫来验证，这是其他单位难以企及的优势……”就这样，他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扎根。

每次休假回南充，张明春经常在下午或夏季的傍晚，和爱人一起散步到胡锦矗家里先拉拉家常。张明春说：“老爷子爱聊在野外的一些趣事，讲与卧龙老乡的那些点点滴滴。聊一会儿我就支开我爱人和师母，抓紧时间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有老师的点拨，让张明春每次都受益匪浅。

胡锦矗常念叨，“研究大熊猫是国家重任，也可以说是时代和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老一辈“熊猫人”的科学精神一直贯穿于今天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工作中，新时代“熊猫人”血脉里传承的使命感，定将实现大熊猫保护事业的新跨越。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我们一同送别胡老，先生千古，踏迹寻“猫”，竹林深处再会。（龙婷婷 王永跃）

80多岁的胡锦矗与熊猫幼崽合影 黄燕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