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榆林，这个千百年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这场“硬仗”持续了70年。

60多年前的一场风沙，将石光银从榆林定边刮到了30多里外的内蒙古黄海子。父亲不眠不休找了三天，才找到被牧民收留的儿子。一同被刮走的，还有同村的小伙伴虎娃。但5岁的虎娃没有石光银这么幸运，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生死都没见，可能就在哪块沙子下。”石光银有些哽咽。尽管他已年近古稀，风沙带来的童年伤痛，似乎仍未治愈。

毛乌素许多人，有着和石光银一样的悲伤往事。风沙逼迫，有背井离乡者，有坚守抗争者。对这里的人来说，治沙是在绝望里争夺生存的希望。“这就像打仗，为了活下去，退不得。”石光银说。

在榆林，这个千百年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这场“硬仗”持续了70年。

忆岁月

毛乌素，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沙区占到陕西省榆林市总面积的56.1%，这曾让“榆林”之名充满了名不副实的意味，而民间别号“驼城”则相当贴切。

但历史上的毛乌素也有过“青葱岁月”。史料显示，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的绿洲。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

从秦代起，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战火弥漫；人口增多，人们长期滥垦滥牧，加之气候逐渐干燥、生态环境越趋恶化，北部风沙区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时，这里已出现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经注》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边塞诗中大名鼎鼎的“无定河”，就在榆林境内。无定河是一条穿越毛乌素沙地的河流，流域内植被破坏严重，因而流量不定，深浅不定，清浊无常，故此得名。

唐朝之后，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当地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的情形。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黄沙，不产五谷”，双山堡（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至宁夏之花马池（今盐池县城）“榆林卫中、西路多黄沙环拥”。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3年），榆林城已是“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

榆林当地的方志记录，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6个县城、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

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9亿吨。整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

长风沙

“大漠孤烟直”“大漠沙如雪” ……诗人笔下的沙漠瀚海雄壮、静美，令人神往。但对世居毛乌素的人们来说，沙海是他们逃不掉的宿命，祖祖辈辈都陷在里面。何日是尽头？

“毛乌素”是蒙古语，意为“不好的水”，荒沙地、盐碱水似乎是这里的标志。“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井泉被沙压，房埋沙里头”“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

榆林古时为边塞，境内遗存有战国秦长城遗址312公里、明长城遗址1170公里。在风沙肆虐的岁月里，雄伟的长城也有多段被黄沙掩埋。

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4公里的红山之巅，为延绥巡抚都御使涂宗浚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所筑，是长城线上最为宏大的观察指挥所，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这座高台就曾差点被流沙掩埋。据当地人描述，当时的镇北台之外黄沙浩瀚难觅草木，惟台内营房附近有两棵老榆树顽强生存下来，这也是仅剩的一点“珍稀物种”。

常年不歇的风沙，也刻进毛乌素人的记忆深处。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已近百岁的郭成旺老人回忆说，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有时候一场风刮过，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

年过花甲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我小的时候，每年10月到来年3月就是刮风，真正是一场风刮半年。沙子到处飞，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村子周围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

在石光银的记忆里，过去肆虐的风沙更是犹如洪水猛兽。沙尘暴来时，狂风卷着流沙铺天盖地，冲散羊群、埋了农田，掩了水井，甚至压塌了房子。“我父亲手上我们就搬了9次家。到一个地方，房子建好没两年沙子就上了（房）梁了。”石光银说，“父亲就只能把东西打包放在骆驼背上，带着全家人迁到别的地方再安新家。”

石光银家搬到了十里沙，这是一处十里宽的沙丘地。风沙带给石光银的不仅是飘摇，还有穷困。“我年轻时，人们几乎都吃不饱。我吃过糠，吃过蒿子、玉米芯子，连树皮都啃过。”他说，“我从小就知道，沙子是能吃人的。”

塞翁吟

黄沙埋地又压房，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沙中坚守，寻找着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的方针。1950年4月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东自府谷大昌汉，西到定边盐场堡，营造陕北防沙林带”的规划，国家林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

1981年，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可将“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滩、荒坡、荒沟）划拨给社员，允许长期使用，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几年后，榆林再次放开政策，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沙、荒坡地。

“我从小就下决心一定要治沙，不叫它再吃人！”石光银说。有了政策，正值壮年的老石像打了“强心剂”，他不安分起来，他要卖骡子卖羊去种树。亲戚朋友来劝，婆姨（老婆）抱着他的腿不让卖羊。但石光银不听劝，也根本拉不住。

荒沙滩上种树，能活？这不是脑袋被驴踢了么！人们送了许多外号给石光银——“石灰锤”（当地意为“傻子”）“石疯子”……就这样，犟到底的石光银把家里的84只羊都卖了3万元钱，跟亲戚借了1万元，又贷款2万元。拿着这些钱，石光银承包了3500亩沙地。他也成了全国联户承包治沙的先行者。

村里还有其他6户人家被石光银说动，大家卖羊卖猪一共凑出5万元钱，和老石一起挺进毛乌素。村里不少人也去帮忙种树。300多人甩开膀子干，结果就是树苗的成活率只有10%。“一场风都给刮出来了，有群众泄气说不干了。”石光银说，“不管别人咋样我得干。就是死在沙窝子里我也得干下去！”

第二年，石光银专程跑到外地去请教专家，“人家说得乔木、灌木、草一起上”。石光银等人就骑着马先撒草籽，等草长起来再种灌木，最中心种乔木。树木的成活率终于达到了80%。几年下来，黄沙里的第一片绿洲终于形成了。到2004年底，石光银承包的25万亩荒沙、碱滩得到了有效治理，造林面积达35万亩。

在政策支持下，有治沙之志的并非老石一人。统计显示，榆林有44万户农民承包“五荒地”900多万亩，涌现出不少千亩、万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郭成旺也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4.5万亩沙地种树。“当时我就想种上树，挡住风沙，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郭成旺说，“开始的那些年，风沙太大了，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他咬着牙继续种，慢慢地树木扎下根，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

郭成旺年纪大了，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们将4.5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稀，他说：“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现在这些都实现了。”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再不惧风沙侵袭，还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王文双说，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风沙变小了，加上政府引导，2009年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这里的蔬菜销售到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区，还出口韩国和越南。

“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产业起来了。只要人勤快，蔬菜价格好，一家子每年挣个十几、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王文双笑着说，“当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谁能想到还有今天的日子？”

在榆林神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夏日午后，林间鸟啼虫鸣，一片岁月静好。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28年前初到这里时的景象——大漠风沙，日色渐昏，沙丘连着沙丘，起起伏伏延伸到天尽头。

2003年，张应龙带着全部的300多万身家，一头扎进毛乌素里治沙。20多年过去，他把30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3%提高到65%，形成38万亩的林草地。在榆林，70年来这样的治沙英雄们不知凡几。

天净沙

毛乌素，地面的“治沙大军”一寸寸推进的同时；科技工作者们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如果能从空中向地面播撒绿色，治沙的脚步会不会更快些？

“20世纪60年代，榆林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地点、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当时没有定位系统，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提示飞播区域。”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说，经过反复试验，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600多万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

在飞播开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荒沙扎根，就背着铺盖到沙区蹲点，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吃糠、套犁、种草，几年的坚持不仅筛选出合适的植物，还总结出“障壁造林”“开壕栽柳”等多种治沙经验。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术，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史社强说。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到如今的130多万亩，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0年，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2000年榆林市发生沙尘暴40天，2014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不断扩大，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植被面积大了，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班克松、长白松等树种，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史社强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韧性，但却充满希望。

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李宝卫清楚记得，多年前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放眼望去满目苍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草方格上栽种沙蒿、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不仅看不到流动沙丘，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灌木和草地。车辆行驶在绿色长廊之上，李宝卫感叹：“变化太大了，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

近20年来榆林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印证着这一点——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榆林也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治沙70余载，原本有着“驼城”之称的榆林，森林覆盖率从0.9%提高到如今的34.8%，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经难觅踪影。

如今，春风吹过毛乌素，不会像过去一样带来数日成月遮天蔽日的沙尘。在这里许多地方触目所及的是蓝天、白云，以及无边的辽阔。人们穿着轻薄的春装，享受春日的阳光与惬意。全新的田野上，有着塞上风光而无风沙之苦。

“历史用1000年把草原、森林变成了荒漠，我们用70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张应龙笑着说。

遍地锦

多年前，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试。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专家们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也为基地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在张应龙的基地中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这里林地中出现了“固碳”的现象，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在樟子松的林中，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拨开枯枝落叶，能够看到，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邵明安说，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这里的沙地正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如果是自然修复，良性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但是人工干预，加速了这个过程。”邵明安说。

2013年开始，张应龙的林地中出现了让人兴奋的变化。“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到现在有几万株。这说明这里的环境足可以让种子自己生长。”随后，15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喜。“前几年我们发现，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不敢摘也不敢吃。”张应龙说，“专家来一看，说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质特别好。数量又多，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这可是个大产业！”

如今的十里沙早已不见黄沙，树木拱卫、土地平整，这里已是定边县的蔬菜种植、育苗基地。十多年前，石光银就已“看不上”早年间种的树林。他说，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差，老石又开始进行低产林改造，目前他栽种的以樟子松为主的优质树种已经达一百多万株。

老石成立的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22年间已发展起多个涉沙产业板块，包括千亩樟子松育苗基地、牛羊养殖场、脱毒马铃薯组培中心、蔬菜大棚等，带动周边2000多名村民增收致富。

“过去我恨沙漠，就想啥时候能不受这沙害。现在我却觉得沙漠是个宝，只要把沙治住了，做什么不行？”石光银说，“过去我们是躲沙、怕沙，现在是爱沙、撵沙，沙窝子里都是钱。”

近年许多外地游客专程跑来，想见识“毛乌素沙漠”，但却发现，整片的荒沙地在榆林已难觅踪影。“当年可没想到会这样，早知道就留下100亩沙地不治理了。”石光银一挥手，哈哈大笑。（记者姜辰蓉 付瑞霞）